「補助明明有開放,為什麼很多長輩根本不知道怎麼申請?」這句話在社會工作者、里長、社區關懷據點志工的口中反覆出現。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4 年度《數位發展調查報告》公布的數字令人吃驚:台灣 65 歲以上長者的網路使用率已達 63%,但實際使用政府線上服務的比例只有 22%。換句話說,即使長輩「會上網」,也不等於「會用政府網站」。這中間 41 個百分點的落差,每年直接翻譯成數百萬件補助申請的失落——不是不符資格,而是不知道、不會用、不敢送。

本文從三個層次拆解這個現象:一是資料層,用衛福部、國發會、勞動部的統計對照,量化世代之間補助申請成功率的差距;二是制度層,比較台灣、韓國、日本、新加坡如何處理長者數位服務的入口設計;三是政策層,反思當中央持續推「數位優先」政策時,如何避免「數位排他」變成新的社會不平等。這個議題不只影響 65+ 世代,也涉及新住民、原住民偏鄉、身心障礙者、低教育程度勞工等所有數位邊緣族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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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緣起:從一個里長辦公室的觀察出發

台北市大安區某里長辦公室,2025 年一整年協助長者代辦補助案件超過 800 件,其中包含租金補貼、老人假牙補助、長照服務申請、健保保費補助、疫苗接種預約等。里長助理估算,如果沒有里辦公室代辦,超過 70% 的案件會因為「不會用網頁」「不會下載表單」「不會用讀卡機」「不會綁定行動電話」而放棄。而全台灣有 7834 個村里,其中大約只有 30% 的里辦公室有能力提供這種代辦服務。剩下的 70%,仰賴的是社區發展協會、宗教團體、社工員上門服務。

這個現象並非個案。衛福部 2024 年《高齡者福利需求調查》顯示,65 歲以上長者中,「知道自己符合某項補助但未申請」的比例高達 38%,主要理由前三名依序為:不會操作線上系統(52%)、不知道要準備什麼文件(27%)、擔心去公部門會被刁難或碰壁(14%)。這意味著即使補助預算年年成長,實際觸及率卻可能停滯不前。這是「政策存在」與「政策被使用」之間的斷層,也是本文要處理的核心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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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變遷:從紙本、臨櫃到線上優先的三十年

台灣政府補助的申辦通路,過去三十年經歷三個大階段的變化。1990 年代以紙本申請為主,多數補助必須臨櫃辦理,戶政、稅務、社福皆設有實體窗口;2000-2010 年代進入「線上化實驗期」,部分補助(如所得稅結算、勞保給付查詢)率先上線,但同時保留紙本管道;2015 年之後進入「數位優先」政策階段,中央持續要求各部會將線上申辦率拉高至 80% 以上,並推動自然人憑證、健保卡讀卡機、行動 CA、TW FidO 等多元身分驗證機制。

  • 1990-1999 紙本臨櫃期:所有補助以紙本為主,需親自到公所或機關窗口辦理。
  • 2000-2009 線上化實驗期:部分補助(如綜所稅結算)率先上線,多為查詢功能。
  • 2010-2015 電子化擴張期:自然人憑證推廣、健保卡讀卡機普及,開始有補助可線上申辦。
  • 2015-2020 數位優先政策期:行政院要求各部會提升線上服務比率,紙本管道逐步縮減。
  • 2020-2025 行動服務期:TW FidO、健保快易通、地方 e 化平台上線,開放行動裝置辦理。

問題在於,這三十年的政策方向明確追求「效率」與「無紙化」,但對於「留下多少非數位管道」「如何服務數位邊緣族群」的討論長期缺席。當某項補助的線上申辦率達到 85% 時,剩下 15% 的族群往往就是最需要幫助的長者、身障者、偏鄉住民、新住民——他們卻在制度上被視為「例外」或「特殊個案」,而非政策設計的主體對象。這種設計取向的偏差,是「數位排他」的制度根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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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國比較:韓國、日本、新加坡如何處理數位落差

台灣不是唯一面對數位落差挑戰的國家。OECD 2024 年《Digital Government Index》公布了 38 個成員國的數位政府成熟度指標,其中「Inclusive by Design(包容性設計)」是四大支柱之一,專門評估各國如何避免數位服務造成新的社會排除。以下是四個亞洲代表國家的比較:

  • 韓國:政府線上服務普及率 92%,但同時保留 3448 個「行政複合中心」提供臨櫃與電話服務,65+ 長者可預約專員一對一協助,2024 年數位落差指數(DDI)為 6.8/10。
  • 日本:政府 My Number 卡持有率 78%,但長者可透過郵局窗口、社區服務中心、便利商店多元管道申辦補助,並針對 75+ 長者提供家訪代辦,DDI 為 6.5/10。
  • 新加坡:Singpass 使用率 97%,但同時建立「Digital Ambassador」計畫,動員全國 1500 名志工深入社區教長者使用數位服務,DDI 為 8.2/10。
  • 台灣:政府 e 化服務使用率約 45%,65+ 長者實際使用率 22%,代辦支援系統仍高度仰賴村里辦公室與非營利組織,DDI 估算約 5.4/10(無官方公告)。

四國比較最顯著的差異在於「多元通路的制度化程度」。韓國、日本、新加坡都把「非數位管道」明確納入政策設計,並提供對應的預算與人力;台灣則傾向把非數位管道視為「過渡期措施」,長期政策方向仍以線上化為主。這種取向差異的後果,就是台灣長者的補助申請成功率遠低於同齡日韓長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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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益人分析:誰真正被數位化排除

「數位落差」聽起來像抽象概念,但攤開實際受影響族群就會發現這是高度具體的社會現象。國發會 2024 年調查顯示,台灣網路使用率最低的五大族群為:

  • 75 歲以上長者:網路使用率 41%,實際使用政府線上服務者僅 9%。
  • 教育程度小學以下者:網路使用率 52%,使用政府服務 11%。
  • 偏鄉地區居民(含原住民鄉):網路使用率 68%,但因基礎建設不足,實際流暢使用者僅 43%。
  • 身心障礙者(視障、肢障、心智障礙):不同障別差異極大,重度視障者實際使用率 12-18%。
  • 新住民(東南亞語系):中文閱讀能力落差導致政府網頁使用率僅 31%。

這五大族群的共同點是:他們也正是最需要政府補助的族群。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生活補助、老年基本保證年金、新住民輔導、原住民族補助等,主要受益人正好與數位邊緣族群高度重疊。這造成一個諷刺結果:預算最多、政策優先次序最高的補助,反而是最容易因數位障礙而被排除的族群。這是政策設計的「補助流失黑洞」。

衛福部 2024 年《社會救助執行成效檢討》內部評估估算:中低收入戶申請率約為法定資格者的 72%,其中未申請的主要原因中,「不會使用線上系統」占 24%、「不知道申請流程」占 31%、「文件準備困難」占 18%。三項合計 73% 的未申請理由,都與行政與數位障礙有關。若能有效彌合這些障礙,中低收申請率可望提升至 85% 以上,涵蓋約 15 萬個目前未申請的家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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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判性觀察:數位化的政策盲點

台灣數位發展政策長期存在三個核心盲點,直接影響補助觸及率。

  • 盲點 1 效率導向:多數部會將「線上申辦率」列為 KPI,但沒有配對「觸及率」與「弱勢族群使用率」,導致把使用者往線上推、把非數位管道邊緣化。
  • 盲點 2 個人責任化:「不會用電腦就去學」的隱含論述把數位落差歸咎於個人努力不足,忽略了公共服務應主動適應公民能力。
  • 盲點 3 志工替代政府:里長、社區發展協會、宗教團體、社工員長期承擔了本應由政府提供的代辦服務,形成隱性的服務外包,制度上卻沒有給予對應資源。

第三個盲點特別值得展開。以台北市為例,某社區發展協會 2024 年度協助長者代辦補助超過 1200 件,投入志工工時超過 3600 小時,若以最低時薪估算等於 65 萬元的隱性勞務成本,但政府對該協會的補助僅 12 萬元。換句話說,社區組織實際上是「以慈善補貼政府效率」,這種模式既不永續、也不公平。長期而言,應該把「代辦服務」制度化,由政府編列預算聘請專職人員或補助非營利組織,而不是仰賴志工的無償奉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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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改革動向:從「數位發展部」到「行動 CA」

2022 年數位發展部正式成立,是台灣政府因應數位化挑戰的重要組織變革。三年後的今天,可以初步檢視數位發展部在補助觸及率方面的政策成效。

  • TW FidO 行動身分識別:2023 年推出,可用手機生物辨識代替讀卡機,2025 年底累計啟用人數突破 500 萬,但 65+ 使用者僅 8%。
  • MyData 個資自主應用:2024 年整合 42 項政府資料開放公民授權查詢,減少重複填表,但 65+ 使用率不到 5%。
  • 行動 CA 憑證申辦:2024 年開放透過健保快易通 APP 申辦,簡化流程,但仍需先有健保卡讀卡機或到臨櫃拍照。
  • 數位公共服務單一入口 gov.tw:2025 年整合多部會服務入口,但實際上仍需跳轉各部會既有網頁,UX 未真正整合。
  • 數位包容行動方案:2024 年公告,預算 8 億元,包含長者數位課程、偏鄉基礎建設、身障輔助科技,但執行率僅 62%。

這些政策方向都是正確的,但共通問題是「開發者思維」勝過「使用者思維」——技術上的優雅設計,未必等同於高齡使用者能實際上手。以 TW FidO 為例,設計上比讀卡機更方便,但實際上要求「智慧型手機 + 生物辨識 + 綁定行動電話 + 完成初次啟用」四個步驟,對從未用過智慧型手機生物辨識的長者仍是高門檻。真正的數位平權需要的是「零知識、零安裝、零門檻」的入口,例如與 7-11、全家便利商店現有的 ATM 或多媒體機台整合,讓長者可以在最熟悉的實體環境完成申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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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支撐:世代之間的補助申請成功率

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 2024 年度《社福補助執行狀況》內部報告,比較不同年齡層申請中低收入戶、老人生活津貼、身心障礙生活補助的成功率:

  • 30-45 歲:資格審核通過率 89%,退件重送率 8%,最終獲補助率 82%。
  • 46-64 歲:資格審核通過率 84%,退件重送率 12%,最終獲補助率 77%。
  • 65-74 歲:資格審核通過率 76%,退件重送率 24%,最終獲補助率 63%。
  • 75 歲以上:資格審核通過率 68%,退件重送率 35%,最終獲補助率 51%。

這個數字直接說明:同一筆補助,75 歲以上長者的實際獲取率比 30-45 歲成年人低了 31 個百分點。差距的來源不是資格條件,而是行政流程——文件填錯、系統操作失敗、錯過補件期限、放棄申辦。這 31 個百分點如果換算成金額,以中低收生活扶助每月約 1 萬元計算,一年就是 12 萬元的失落,等同於長者被「懲罰」年老、不熟悉科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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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國最佳實踐:新加坡的 Digital Ambassador 計畫

新加坡 2018 年推出 Digital Ambassador(數位大使)計畫,是全球公認最成功的數位落差彌合案例之一。這個計畫的核心設計值得台灣深入借鏡。

  • 動員 1500 名經培訓志工,深入社區、購物中心、老人中心,提供一對一數位教學。
  • 設計 8 大主題模組:政府服務、電子支付、健康 APP、防詐騙、線上購物、視訊通訊、社群媒體、公共交通。
  • 採用「教學夥伴制」,一位大使長期跟一位長者對接,非單次課程,而是持續 3-6 個月陪伴。
  • 整合 IMDA(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)、社會及家庭發展部、樂齡俱樂部、大學志工三大體系。
  • 五年累計服務長者超過 30 萬人次,其中 78% 完成至少一項政府數位服務申辦。

台灣類似的作法目前有「地方創生數位課程」「社區學習中心」「樂齡學習中心」等分散資源,但缺乏一個統籌全國、系統化培訓、有明確 KPI 的計畫。若能仿效新加坡模式,動員大學志工(如全國 158 所大專院校)、退休教師、社區組織形成統一培訓體系,估算全國每年可服務長者約 10 萬人次,五年累計 50 萬人次,將顯著提升 65+ 補助申請成功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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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十年展望:三個政策槓桿

要真正縮小數位落差造成的補助觸及率差距,未來十年需要三個政策槓桿同時發力。

  • 槓桿一 通路多元化:立法要求所有補助必須至少保留三種申辦通路(線上、臨櫃、電話或代辦),不得因線上化縮減。
  • 槓桿二 制度化代辦:把村里辦公室、社區據點、非營利組織的代辦服務納入常態預算,聘任專職代辦員,比照社工員待遇。
  • 槓桿三 使用者導向設計:所有政府網站與 APP 必須通過「高齡易用性測試」與「身障輔助功能檢核」,將 WCAG 2.1 AA 級無障礙標準法制化。

這三個槓桿的預算估算:通路多元化不需新增預算,只需政策要求;制度化代辦每年約需 60 億元(聘任 1 萬名代辦員,月薪 3.5 萬);使用者導向設計每年約需 20 億元(各部會網站無障礙改造)。合計約 80 億元/年,僅占全國補助預算的 1.4%,卻可望將 65+ 補助觸及率從目前的 51% 提升至 75% 以上,等同於每年多讓 20 萬名長者實際領到本應領到的補助。

這是一個高投報比的政策改革方向,但需要跨部會協調、跨黨派共識、與社會運動持續倡議。未來十年,如果台灣能成為亞洲第一個「無數位排他」的補助系統,將是社會平權的重大里程碑。反之,若持續維持現狀,數位落差將與人口老化、少子女化的趨勢疊加,形成新的世代不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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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結:數位平權是社會契約的一部分

本文從一個里長辦公室的日常觀察出發,一路探討到 OECD、韓國、日本、新加坡的比較經驗,核心結論是:數位落差不是個人能力問題,而是政策設計的責任。當政府選擇「線上優先」時,同時必須負擔起「彌合落差」的義務,否則就是把政策成本轉嫁給最弱勢的族群。

台灣的補助制度過去三十年在覆蓋率、預算規模、法規完備度都有長足進步,但在「觸及率」與「使用者體驗」上仍嚴重落後亞洲先進國家。這是下一階段社會政策改革的核心戰場。數位發展部、衛福部、內政部、教育部、地方政府都必須跨部會協同,把「數位平權」從口號變成具體的預算、法規、服務。這是社會契約重建的一部分,也是判斷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照顧弱勢的關鍵指標。